 璀璨神奇良诸文化 |
1936年7月，西湖博物馆（今浙江省博物馆的前身）地质部的绘图员施昕更回故乡良渚，在一个枯竭的池塘底捡到不少石器，同时在地表发现各处散布的印纹陶片和陶鼎足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因为在此之前，在古荡曾发掘一处新石器晚期遗址，出土不少遗物，其中有一种长方有孔石斧，施昕更觉得似曾相识，过去在老家良诸一带屡有见到，只是没有留心。而这一次的收获，则鼓起了他的信心。
到了12月，施昕更再赴良渚，“终日踯躅于田野阡陌之间，不以为苦”。终于在棋盘坟一个干涸的池底，发现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。回杭州后，找来一些考古书籍查阅，觉得这种黑陶与石器伴出，和已发掘的山东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出土遗物颇为相似，可能也是一种江南远古的文化遗存。于是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同意，对良渚进行小规模拭掘。
试掘于1937年3月至6月进行，共进行了三次，收获很大。除了发现更多的石器、黑陶之外，玉器也偶有所获（只是当时没有意识到玉器也是良渚文化的内涵，而只是它归入“周汉之器”），但工作未及展开，日本侵华战争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也随当局辗转浙南，颠沛流离。尽管条件恶劣，施昕更还是抱着极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工作热心，将发掘收获整理成报告，即《良诸—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》，于战火连绵的1938年出版。在卷首语中，施昕更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中国绝对不是其他民族可以征服得了的，历史明明告诉我们，正因为有渊源悠久、博大坚强的文化，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，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们固有的文化，不使毁损毫厘，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！”这段话今天读来仍令人怦然心动。
解放以后，良渚遗址屡经发掘，出土丰富的遗迹遗物，充分证明它是江南地区史前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，尤其是80年代以后反山、瑶山等大型玉礼器墓葬的发现，更使人对良渚文化的内涵有了深刻的认识，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华文化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一说。但要追根溯源，一切都还是自施昕更发现池塘底下的石器发韧伊始。在中国考古史上，施昕更对良渚的调查与试掘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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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冠状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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